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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今天,是工业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生态文明登台亮相,进而主导人类社会进步的过渡期与发展期。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所在。如何才能在今日仍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乡村板块上,架起一座通往城乡统一和谐的生态文明的桥梁,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理清中外农业形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确定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我国农业存在五大安全问题
国家农业安全问题的台阶结构
我国因化肥、农药、添加剂等使用不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泛滥。此外,还存在食材或食品加工储运过程中,因多种原因加入调味剂、着色剂、稳定剂、抗氧化剂、防腐剂、塑化剂、改性剂等合法或非法用品问题 ;食物烹调环节,开放引入新型食材与调味剂等配伍不当问题 ;食材种类生产结构与个体膳食结构剧烈变化问题 ;国际交往中大规模引进非传统食材与外域餐饮业等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短期内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公众健康。与日常生活及饮食相关的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等代谢病患病率、患者规模短期内井喷式上升,三大代谢病规模均排名世界第一,呈现突发、高发、 普发、续发态势,应引起国家高度警觉。
(二)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粮食纯进口出现在20世纪末期。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当年粮食进口规模占粮食消费量的 3.7%。之后进口速度加快,2014 年粮食进口规模首次超过亿吨级,为1.04 亿吨,2015 年为1.31 亿吨,2016年为1.15 亿吨,2017年为1.31亿吨。2001年以来我国粮食自给率已连续低落,压断95%、90%、85%三道自给率红线,正向80%逼近。此外,我国在植物油、食糖、饲料蛋白质方面已经形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局面。我国约每6天中已经有1天的食物依赖国际市场。这是我国粮食安全史上从未经历过的险境。
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1978年为17.92%,29年时间增长了7.28个百分点;随后1998年上升为30.4%,20年时间增长12.48个百分点。此后步伐加快,2011年达到51.27%,与全球城市人口过半的2010年几乎同步。2017年为58.52%,19年时间增长28.12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将稳超60%。我国只用20年多一点时间,城市化率就从30%上升为60%,增长速度惊人。
历史地看,英国的同一城市化进程用了180年左右时间,美国用了约90年,日本则用了约60年时间。英国的该过程是在3000万人级水平下进行的,美国、日本是亿人级水平,中国为10亿人级。中国一国人口规模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反映出我国近期城市化异变的力度。我们正在经历与体验着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力、最爆裂的城市化“重车快行”过程。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世界的两大因素之一,其意蕴在此。
国家地理系统可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湿地与水系、沙地、社区六个子系统。我国农地系统处于人口高压之下,问题没有缓减(近期已经有耕地面积缩减为15.5亿亩的提法);我国草地系统因多年管理不善,存在深度隐患;我国海域系统处在生产力衰变之中;我国沙地系统尚未找到根本建设之道;我国林地系统情况稍好,但仍存在质量问题;我国的城市系统存在过度扩大问题。六大地理系统均存在挑战,我国国家地理系统事实上已经面临最大压力,处在从未遭遇过的困境之中。
201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统计,亚洲48个国家中,谷物生产长期低于人口增长的国家有18个国家,人口为22783.9万人,分别占全洲总量的37.5%、5.3%;处于临界平衡状态的国家有7个,人口为170154.6万人,分别占总量的14.6%、39.6%。两者合并占52.1%、44.9%。人均年粮食占有量低于250千克的国家有22个,占亚洲国家的41.7%;250~300千克者为5个,占10.4%。两者合计占52.1%。
考虑到2025年世界人口增量的56%与2050年增量的50%在亚洲,未来亚洲将成为世界人口资源矛盾最激烈的区域。我国从2012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一农产品进口大国,目前与世界17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均不同程度存在农业交流,而多数国家农业形势比我国差,彼此互动关系错综复杂。我国国际农业安全形势发展不容丝毫盲目乐观。[1]
历史上我国农业主要存在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实行“以粮为纲”战略。今日五大农业安全问题同时爆发,其中食品安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与国际农业安全问题为新兴齐发,而粮食安全问题则卷入了欧美粮商控制圈中。今日国家整体农业安全问题已经处于深度危机之中,处于将爆发而未爆发状态。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中唯一一个独立遗存至今的国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世界农业安全之锚。我国五大农业安全问题同步且日益严峻,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今日中国农业陷入从未遭遇的危机之中,不能自拔,都意味着全球农业重大危机的到来。中国农业与全球农业共进退、同兴亡的大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必须从全球角度来认识与把握形势。
(一)世界食品安全问题
今日人类社会已处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围之中。目前广泛使用的8000到10000种化学品从未进行过毒性检测;已经通过检测的540种食品添加剂中,有150种未经过安全性检测。[2]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为食品质量与食物结构问题,其直接源于耕地污染、水源污染与空气污染引起的食物生产源头污染,农事操作过程及后期过程加入污染因子等。前有因,后有果。世界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全球公众健康状况已经异变,而且在继续恶化。
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曾通过决议,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饥饿人口从8亿减少到4亿。2017年重新评估这项计划时得出的结论为:该计划已经失败。2013年罗伯特•阿尔布里坦指出,全球约有12亿人日均生活支出不到1美元,28亿人不到2美元。世界有11亿人饱受饥饿折磨,约有30亿人患有营养不良或相关病症,有37个国家存在严重粮食危机。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堪忧!
据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报告,进入21世纪后,全球乡村人口每年在以3000万人左右的规模涌入城市。2016年统计,国际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达到6560万。关于乡村社会解体的悲剧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逃离乡村家园,“幸运地”迁移到城市的人们并没有逃脱厄运,强烈分化的城市底层社会冷冷地等在那里。人类社会在乡村弃留问题上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总结报告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正逐渐恶化,直接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压力为:生态环境变化、过度开发、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世界44%的陆地生态区域和82%的海洋生态区域都没有达到预期保护目标。全球生态环境处于全局性巨变过程中。
纵览全球农业安全形势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凭借先发经济政治优势,情况稍好,但已频现重大缺陷,其主导行为仍在继续加剧全球农业安全问题尖锐化;日本、韩国等国家类型处于经济后发位置,其农业已基本丧失自给能力,城乡矛盾关系中城市占据压倒性优势,乡村社会经济持续衰落;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迟发状态,多数国家农业陷入苦苦挣扎之中。总的结论为:全球农业处于危机爆发期。
中国属于世界,今日中国农业安全问题是世界农业安全问题的一部分。从我国多数农业安全问题始发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事实推断,我国农业安全问题属于外感于欧美,内发于中国之疾,位居世界范围农业安全问题后发位置,属于急性发作类型。农业危机的根因在于工业文明与现代化。
从1.2万年前世界农业诞生开始,农业便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根本基础。农业与人类文明关系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大约从17世纪开始,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进程。400年间人类以工业化、城市化、殖民化方式横扫全球,将所有社会力量、一切资源都置于自己脚下。
在历史舞台上演了一幕幕资本主义常规现代化故事。常规现代化必然导致农业工业化、资本化,农村社会解体,乡村衰落,直至消亡。工业文明发展是一种城乡对立、自挖墙根、“食尾蛇”式的发展逻辑。乡村社会全面崩溃既是工业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工业文明一定退出历史舞台,生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根因。[3]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开启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发展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强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欲与虎争,必用虎力,因而走上了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形式上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主义世界在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运动中彻底走向反动。
今日全球农业危机爆发标志着工业文明危机在人类文明基础部分与根本部位的爆发,是人类文明危机爆发的同义语。自此为止,资本主义全部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农业现代化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部分,正在历史地、自然地、身不由己地退出历史舞台,工业文明结束了,生态文明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建设的主旋律。
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反动,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动。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不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可持续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是人类从经验型可持续发展方式,到醉生梦死型不可持续绝路,再到科学理性型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人类社会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实现思想、理论、技术、模式、道路的全面创新发展,借此完成智慧大飞跃。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达国家因资本势力强大,农业遭受严重摧残,多数处于积重难返境地。发展中国家由此将成为生态文明的优势建设区域。中国因其特殊的农业历史与现实地位,被历史潮流推送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阵地。农业兴,万事皆兴;农业休,万事皆休。农业是当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领域。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历史潮流及时作出的重大决策。
四、有机农业实践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期望
作为生态文明大厦的建设基础,农业将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建设的第一领域出现在新时代,人们将在可持续农业基础上完成城乡和谐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必须在本质上全面、彻底回答农业安全问题挑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从国家尺度看,农业安全问题就是未来农业的建设任务与检验标尺,农业建设就是要实现食品安全、粮食安全、乡村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与国际农业安全,未来农业发展必须全面、充分满足农业安全五项标准、五把标尺衡量要求。以此为标准衡量现有农业类型,我们发现唯有有机农业可以基本满足要求。
第一,有机农业产品最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第二,用有机农业技术替代氮肥、农药、除草剂等常规现代农业技术。已经证明,在大部分谷物、豆类、蔬菜、水果生产中,可取得与常规现代农业同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相关增产技术仍在发展之中,依然存在增产潜力。
朱安妮和教授胡跃高在山西灵丘车河村合作有机种植项目,到 2017 年已有 4 年,其中 2017 年遇到大旱的情况下,旱作山地有机玉米种植亩产仍达到 400—500 公斤。
车河社区有机旱作萝卜初步估计亩产普遍在13000斤,个大的萝卜达到10斤,有机萝卜批发价2元一斤,除去有机肥、人工、土地等成本,每亩收益超过1万元。图中央为朱安妮老师。详见: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 专访有机农业推广专家朱安妮(点击阅读)
第三,近期世界有机农业发展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率表明,消费者愿意为有机产品支付更高价格,有的高5倍、10倍,甚至更高。这可以在过渡期总体上增加乡村板块经济权重,有利于稳定乡村社会经济基础,并吸引城市积极因素回流乡村,正确地解决乡村社会安全问题。
第四,有机农业使用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不断创新完善的技术体系可望最终解决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第五,一地、一国能够解决上述农业安全问题,就将为其他地区与国家解决当地农业安全问题带来希望,从而为解决全球农业安全问题铺平道路。
F.H.King
20世纪初,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H.King)针对现代农业弊端,探索发展新路。从那时起有机农业走过了100多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技术成就。上述分析表明,有机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期望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从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全局性农业安全问题角度考察,现行有机农业存在如下不足:有机农业注重农产品品质,注重生态环境,但是对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及国际农业安全问题未予明确重视;百年有机农业发展行为呈现“白领化”与“贵族化”消费趋向,造成发展的负面影响;有机农业较集中在工业文明发达国家,有寻求“鱼与熊掌兼得”的趋向;发展中国家参与有机农业的战略定位不明确,等等。上述基本思维和行为与有机农业发展中长期存在“孤岛”痼疾直接关联。
2008年,国际有机运动联盟重新定义的有机农业概念为:“有机农业是一种能维护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她遵从当地的生态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而不依赖会带来不利影响的投入物质。
有机农业是传统农业、创新思维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她有利于保护我们所共享的生存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公平与和谐共生。”现在看来,这一概念偏重于生态经验,缺乏对全球乡村系统的定位,建设目标不明确,因而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有机农业巨大的发展前景。
2016年统计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农用地面积为5800万公顷,生产者为270万户,全年产值900亿美元。[4]其利用农用地面积不足全球农用地总面积的5%,农户数不到全球总数的1%,产值不足总量的万分之三。这一基本情况意味着,如果原封不动套用现有有机农业方式,去解决已岌岌可危的世界农业安全问题与中国农业安全问题,还存在巨大差距。我们应结合最新国际国内形势与研究成果,在原有基础上保留有机农业合理内核,拓展其不足,发展形成新体系,解决世界农业安全问题。
五、走全域有机农业道路
一方面,世界农业危机已经爆发,正苦苦寻求解决之道;另一方面,有机农业蕴藏着巨大发展潜能,现实却迟迟不能担当重任。这成为了全域有机农业建设发展的基本依据。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思考国际政治经济未来发展问题时指出,21世纪将是地理系统建设的世纪。所谓地理系统指地球表层系统。地球表层系统则指上界以对流层的高度为限(极地上空约8公里,赤道上空约17公里,平均10公里),下界包括岩石圈的上部(陆地上深5~6公里,海洋下平均深4公里)之间的部分。其厚度平均为15公里,约为地球半径的四百二十五分之一。
因此,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枚鸡蛋,那地理系统就相当于是蛋壳。[5]地理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两部分。农业系统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地理系统重合而成的系统。很显然,农业系统属于地理系统。从地理系统意义上我们定义全域有机农业概念为:由从事农事活动的人、农事资料、农事过程与其承载自然地理系统共同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体。这一概念中有六项内容:
第一,从事农事活动的人:包括农牧民群众(土地承包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员、新农民),农业管理工作者(农业与农村部长到村长的管理工作者、农产品市场管理工作者、乡村NGO组织管理工作者),农业科技工作者(农业科学家、农技推广人员、农业院校教师),农业企业人员(农业生产、加工、贸易、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企业及乡村文化企业人员)。
第二,农事资料:指种子、肥料、农业机械、相关基础服务设施与器物等。
第三,农事过程:包括农产品生产—加工—市场的过程;农业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从田间到舌尖的过程;自然态水土气—农业态水土气—自然态水土气的过程;以及农业的昨天—今天—明天的全过程。
第四,自然地理系统:指地理系统中除去社会系统以外的部分,包括大气圈及其运动、土壤圈及其运动、水圈及其运动、生物圈及其运动、岩石圈及其运动、地球表层场及其运动(地球生态圈及其运动)。
第五,可持续发展:指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地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三者合而为地理系统可持续发展。
第六,有机统一体:指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统一性,人类—产业—地理系统的统一性,地理系统局部—国家—全球的统一性,时间—空间的统一性,以及历史—现在—未来的统一性。[6]
从以上定义看,未来世界农业是将全人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产业,将成长为全域有机农业。全域有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经验型农业阶段,进入到生态文明时代理性农业阶段的标志。
全域有机农业是对世界有机农业实践经验的全面继承与理论探索结果的深度发展。全域有机农业实现了有机农业实践探索与世界农业安全问题全面、系统的战略对接,正式将自己确定为解决全球农业安全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全域有机农业从国家高度,直面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和国际农业安全问题,一箭五雕,致力于建设食品安全工程、粮食安全工程、乡村社会安全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工程与国际农业安全工程,实现国家农业安全。在此基础上将推进国际农业安全领域的合作,实现全球农业安全。
工业文明时代的口号是现代化,生态文明时代的口号是有机化!从长远历史发展高度来看,全域有机农业是人类社会突破工业化、现代化、常规现代农业发展局限,走向全面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可靠道路。
与现行有机农业仅仅强调有机生产任务相区别,全域有机农业有三项明确的建设任务,即有机生产、有机社区、有机社会。要求三位一体,同步建设。唯有如此,才能圆满完成建设任务。以此为标准观察目前我国农业建设实践,长期以来多为单打一方式,如单纯经营农业生产成功的农场、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联社等;单纯经营乡村休闲旅游(社区)取得成功的村庄、山庄、合作社、酒庄、公司等;单纯进行乡村社会建设的村庄、合作社、合作联社等。这表明我国有机农业建设尚处在初期状态,为“匹马单车”阶段,未来必然走向“双架马车”及“三套马车”的阶段。
有机建设“三驾马车”是从寒冬时节出发的!
展望生态文明时代,必将呈现乡村板块有机农业生产、有机乡村社会、有机乡村社区的“三套马车”与城市板块有机工业生产、有机城市社会、有机城市社区“三套马车”并驾齐驱的美景。这是一条优先开拓乡村有机化,带动城市有机化,实现国家有机化,推动全球有机化建设的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1]张彤玉,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24.
[2][加]罗伯特•阿尔布里坦.大对比:人类是饱的还是饿的?[M].陈倩,付廷倩,徐雨菲,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3][美]小约翰.柯布.中国的伟大机会[J].世界文化论坛,
2014(63).
[4]FiBL&IFORM,TheWorldofOrganicAgriculture,
Statistics&EmergingTrends2018.
[5]胡跃高,等.第六次产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6]胡跃高,等.农业原理[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8.